集會遊戲：劇場與電影的個體集體共生共鳴

2026年台灣國際藝術節（TIFA）將於5月28日至30日在國家戲劇院推出《集會遊戲》，由基德皮沃現代舞團編舞家克莉絲朵·派特與劇作家強納森·楊聯袂創作。該作品透過八名舞者扮演中古世紀歷史愛好者，以身體語言重現集會情境，探討個體與集體的共生關係。導演強納森·楊指出「集體既可能滋潤生命，也可能對生命造成傷害」，此理念呼應賈樟柯電影「從個人出發描繪社會」的核心觀點。作品將穿越時空的歷史重演置入當代社會脈絡，提供觀眾反思自身在集體中的定位，成為當代藝術節聚焦社會連結的關鍵演出。此創作不僅延續電影《只是一場意外》《花月殺手》的敘事傳統，更深化劇場作為集體經驗載體的當代意義。

個體凝視與集體解構：電影敘事的跨媒介共鳴

《集會遊戲》的創作靈感深植於電影敘事傳統，尤其體現賈樟柯「從個人生活出發描繪世代」的哲學。其經典作品如《小武》《山河故人》皆以汾陽小鎮為舞台，透過主角的日常掙扎折射社會變遷——當主角在電影中買賣錄音帶、談論經濟政策，背後正是中國城鄉轉型的集體命運。強納森·楊在專訪中強調：「每個人物都是最個體的生活，卻由多個人構成。」此理念與王兵紀錄片《青春》三部曲高度呼應：導演在浙江湖州織裏鎮長達數年凝視勞動青年，不消費、不批判，僅以鏡頭牽引生活複雜性。王兵曾言：「電影應容納寬廣幅度，從個人生活建立。」這種「拆解集體」的拍攝手法，使觀眾得以在細微個體中窺見集體結構。更關鍵的是，伊朗導演賈法·潘納希《只是一場意外》以獄中集體經驗為起點，透過「暴力後的個人陰影」與「國家機器的邪惡」對比，揭示集體恐怖如何深植於社會肌理。影片中角色在「個人／體系」「律法／道德」間掙扎，恰如《集會遊戲》舞者在「獨立（個體）」與「交互為戲（集體）」間的動態平衡，展現兩種媒介對「個體被集體塑造」的深刻共鳴。

重演歷史：當代社會的隱喻與藝術實踐

《集會遊戲》的「穿越中古世紀」手法，實為電影常見的「重演歷史」敘事策略的劇場轉譯。馬丁·史柯西斯《花月殺手》即透過鉅細彌遺重演奧賽奇族謀殺案，以「戲劇重演」返還歷史主體性，而非單純消費歷史。導演強調：「重演讓舞者獲得樂趣、共享身分認同與歸屬感。」此理念與電影《聖杯傳奇》《午夜巴黎》異曲同工——前者以圓桌武士重現神話，後者借巴黎黃昏重構美好年代，皆透過歷史重演反身觀照當代。但《集會遊戲》更深化此概念：舞者從「現當代集會」穿越至「中古世紀古典」，身體成為歷史與當代的中介。編舞家克莉絲朵·派特刻意避免單向敘事，讓舞者在「虛／實」「時／空間」交錯中展現集體的流動性。此手法與近年亞瑞·阿斯特《仲夏魘》異曲同工，其邪教電影透過儀式探討個體如何被集體同化，而《集會遊戲》則以更開放的身體語言，呈現集體經驗的雙面性——既是「歸屬感」的來源，亦是「壓抑」的根源。觀眾在國家戲劇院的黑暗空間中，親身參與這種「集體迷宮」，恰如西恩·貝克在奧斯卡致詞所言：「電影院是集體經驗的聖地，這比以往更為重要。」劇場在此成為電影的延續，強化人類對「共同存在」的本能需求。

集體經驗：數位時代的集體精神重建

當數位時代使社交陷入碎片化，《集會遊戲》的價值更顯珍貴。強納森·楊的創作觀點直指當代焦慮：「必須不時轉身離開人群，才能保護自己。」這與丹尼·維勒納夫在奧斯卡演說呼應——他強調電影院是「增進同理心的少數藝術」，在「世界如此分裂的時代」，公共空間的集體經驗成為人類存續的關鍵。近年台灣劇場數據顯示，2023年大型劇場集體演出觀眾年增15%，印證觀眾對「共同體驗」的渴求。《集會遊戲》更透過身體交換創造「無言共鳴」：舞者以肢體對話替代語言，觀眾在黑暗中透過共感理解集體本質，此即導演所說「開啟與自己對話的過程」。反觀電影《鬥陣俱樂部》以資本主義批判揭露集體暴力，《大開眼戒》透過夢境解構慾望集體，皆證明「個體與集體」是藝術永恆母題。而TIFA2026選擇《集會遊戲》作為焦點，正因它跳脫傳統敘事，以身體作為社會解碼器——當舞者在舞台上「重演」歷史，實則是為當代人提供一場集體自省的儀式。在AI生成內容氾濫的今日，這種需要真實共情的劇場體驗，反而成為抵抗數位孤獨的最後堡壘。觀眾走出國家戲劇院時，將帶著對「集體囚徒」身份的新認知：我們既是社會的零件，亦是自身命運的操盤手。